李泌虽然能理解太子中兴大唐的抱负,一心想收回河西走廊和安西,毕竟是年轻人,有雄心壮志是应该的。
但理解归理解,李泌态度依旧很坚决,也很鲜明,在河北和中原的藩镇割据问题未解决之前,要尽量维持西部稳定,就算安西军再悲壮也不能改变国策,否则西部不稳,会严重分散朝廷解决东部问题的精力,两线作战,最终会让大唐财政陷于崩溃。
李泌告退走了,临走前还困惑不解地看了一眼桌上的诗句,圣上怎么会知道这两句诗,不过他没有多问,估计是左拾遗上报的民情。
李适心中喜忧参半,喜是财力问题可以得到缓解了,如果巴蜀的钱粮运抵长安,他还是决定用钱来奖励将士,而不用土地,用土地虽然好,但自己的旨意已经下达,再出尔反尔会影响天子的信誉,可以让政事堂正式推行奖励军功的规则后再执行。
而忧是朝廷态度坚决,反对收复河西走廊,即使出现机会,朝廷也不愿意去抓住它,在这件事上,李适感到异常孤立。
这时,宦官霍仙鸣送来一批奏折,他官任枢密使,这个职务主要是将天子的意图传达给门下中书,主要起到沟通天子和宰相门之间的一座桥梁。
唐朝的圣旨两种,一种是由中书省草拟,用白麻纸,叫做白诏,比如三品以下官员任命、地方开仓放粮、修建城池等等,都是相权范围,政事堂拟旨后,天子只有批准的权力,却没有否决权,而反驳权在门下侍中手上。
天子只能对一些重大的军国政务做出决定,而且还不能独断专横,必须要经过早朝的充分讨论,君臣达成共识后才能颁旨,实际上君权受到了大大的限制。
唐玄宗李隆基在执政后期创立了集贤殿大学士,他直接让大学士草拟旨意,这种圣旨是由黄麻纸书写,叫做黄诏,实际上是从相国手中夺回了一部分拟旨权。
经过数十年的磨合和妥协,白诏和黄诏渐渐有了明确的分工,黄诏不涉及具体政务,只在重要任命、册封、大赦以及重大军国事务上发表诏书,而白诏也必须要先让天子过目后再正式拟旨,这中间的联系人就是枢密使,天子看完奏折后,让枢密使去传达自己的意见,然后政事堂在正式拟旨时就会考虑天子的意见。
如果天子勤政,枢密使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沟通桥梁,可如果天子怠政或者自身被宦官控制,枢密使表达就不是天子的意见了,而是他们自己的意见,这就是晚唐宦官掌权的制度根源。
直到五代后才彻底废除了由宦官担任枢密的惯例,该由文官担任,到了宋朝,枢密使又渐渐由武将担任,而且职权范围也偏向军队。
霍仙鸣见天子久久凝视着两句诗,便柔声道:“虽然相国和朝官们一致反对收复河西,但据卑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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